我校人文學院教師李小奇在《光明日報》2019年7月29日文史哲周刊發表學術文章《園林游記文學書寫的園林特性》，全文如下：
園林游記文學書寫的園林特性
伴隨構園游園活動而產生的園林游記在中國古典文獻中有大量的作品傳世。中唐之前游園之作多為“賦”“序”的文體形式，中唐之后以“記”體為主。隨著園林的興盛，不僅涌現了大量單獨篇翰的園林游記，還出現了一定數量的園林游記匯錄。如宋代張禮的《游城南記》、李格非的《洛陽名園記》、周密的《吳興園林記》,明代王世貞的《游金陵諸園記》皆為記述游園而生成的園錄。劉侗《帝京景物略》、孫國敉《燕都游覽志》等雖不是記園專書，但也有一定數量的園錄。
園林游記因游園林而記，與山水游記同為游記的重要組成部分。但從游記文獻載錄可見其園林特性和文類獨立性都沒有受到足夠重視，文獻編撰者多將兩者混而同一，共同載錄。如宋人陳仁玉所編《游志》的存世目錄，元末明初陶宗儀編撰《游志續編》，明代何鏜輯錄《古今游名山記》，王世貞《名山記廣編》，皆可見園林游記和山水游記混錄的情況。即使清代吳秋士刪繁就簡輯錄而成的《天下名山游記》還是將少量的園林游記置于其中，如《賜游西苑記》《游梁氏園記》。清人王錫祺《小方壺齋輿地叢鈔》第四帙十五卷至二十八卷收錄山水游記，盡管編者按照游覽對象做了較細的分類，但還是將園林游記和山水游記置于同一類屬。最典型的是明代王世懋撰《名山游記》，共收八篇游記，前七篇是游名山記，最后一篇《游溧陽彭氏園記》則為園林游記，顯然是把園林游記和山水游記混同了。
不過在類書文獻中，明代賀復徵《文章辨體匯選》專設了“園墅”門類，清代蔣廷錫等編纂的《古今圖書集成·經濟·考工典》專立園林類目，其中“園林部藝文”收錄園林游記，如蘇軾《靈璧張氏園亭記》、劉因《游高氏園記》、王思任《游寓園記》等。這說明古人也注意到了記園文學的園林特性，有初步的園林文學類分意識。可惜這樣的文學意識在后世沒有引起足夠的注意，在當代中國古代游記研究中，山水游記以其文學性、輿地記因其地理學價值備受關注，而園林游記尚未得到應有重視，無論是游記次文類的劃分、游記史、文學闡釋研究都鮮有提到園林游記。唯李浩教授在《微型自然、私人天地與唐代文學闡釋的空間》一文中首次提出“園林游記”這一命題，其游記類分觀點和園林文學觀念值得重視并得到學術回應。園林游記研究無論對文學還是古典園林藝術都具有重要的學術意義，應當深研細究。
事實上，園林游記和山水游記同為游記中的重要次文類，它和山水游記雖有一定關聯，在文學發生的動因、寫作方法、篇章結構等諸多方面都有共性，但也以其園林文學特性而有別于山水游記，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
其一，游賞對象不同。園林游記的游覽對象為園林，園林是人工營造的“第二自然”。園林內花木栽植、疊山理水、疏渠匯池、養畜禽鳥、安設亭榭等都要遵循造園原則精心卜筑，正如明代祁彪佳的治園理念“如名手作畫，不使一筆不靈；如名流作文，不使一語不韻”（《寓山注·序》），用詩心畫意方可構成富有情韻的審美空間。如李復《游歸仁園記》記述中書侍郎李邦直的歸仁園，“南引伊水，舟行竹間”，方塘內“新荷方出，若斂而羞”，“穿深徑，度短橋，登草堂，清池浮軒，竹樹環舍，蓊郁幽邃，與外不相接，若別造一境”。曾三聘《岡南郊居記》“余步自東，登梅臺，入海棠洞，之云岑，玩東南諸峰，眺牧野，俯蓮灣，還憩林屏，以會于西徑；經杏園，登松皋，晞朝陽之溫，佇夕月之輝，意得自適，非饑與寢，輒忘還也。”明代米仲詔的勺園“太乙葉”周遭白蓮環合，“翠葆樓”四圍玉竹環擁（孫國光《游勺園記》），園林中的山水自然都是審美觀照后的第二自然，且與建筑相映成趣，渾然一體，形成特定景境。計成所言“雖由人作，宛自天開”，（《園冶》）強調的正是園林的自然性與設計感的完美統一。
山水游記的游覽對象多是原生態的自然山水，未經人工開發改造，構成可游不可居的公共與開放的審美空間。如袁枚《游黃山記》中立雪臺穿石而生的古松，大小清涼臺下如筆、如矢、如筍、如竹林、如刀戟、如桅桿的山峰，都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環山多杰木，絲杉翠檉，千千萬萬，若神官蒼士，聯幢植葆，駢鄰倚伏，沈毅而有待者”“由西峰之北數百步，矻然巨石，屏張笏立，上下左右可再十尺，劃而三之，若‘川’字”（蔡襄《游徑山記》）。文中描繪的高大原始樹林，如同屏張笏立的巨石無不彰顯著大自然的神奇魔力。山水游記一般在游記文獻的名山記中載錄，也體現了古人文學意識中山水的純自然指向性。
其二，游賞體驗不同。園林游記書寫豐富多樣的園林生活體驗。公共園林主要為娛樂性游園體驗，嘉令時節人們游賞園景，觀看雜技、百戲、樂舞等，如符載《上巳日陪劉尚書宴集北池序》記載的就是游園觀看盛大賽龍舟活動的情景。歐陽修的《真州東園記》記載揚州東園“嘉時令節，州人士女嘯歌而管弦”的游園盛況。其他類型的園林主要表現為優雅安適的園居生活體驗，既可游園盡享四時美景，又可撫琴、弈棋、吟詩、飲酒、品茗、賞曲、典籍整理、金石鑒賞、參禪論道、教課子孫等，具有濃厚的文化意蘊。如黃裳寫其友人“乃之圃之中，諷遺編，鳴寒弦，銜素杯，戰枯局，聯詩篇，點花數，與忘形交，于此為談笑，以寓道情之至樂”（黃裳《默室后圃記》）。園居生活充滿文人高雅的意趣。張守《四老堂記》：“時曳杖步屟，徜徉其間。老兄弟間來問疾，則相與講衛生之經，談出世之法，醉賢人之酒，而飽腐儒之餐。”張守退老園林享受天倫之樂，具有濃郁的生活氣息。陳維崧《依園游記》：“先生與諸客分踞一勝，雀爐、茗碗、楸枰、絲竹、任客各選一藝以自樂……梨園弟子演劇，音聲圓脆，曲調濟楚……”揚州知州畢載積于康熙三年（1664）在依園游園會友，眾賓選藝自樂，同賞劇曲，盡顯雅人深致，極盡人間清曠之樂。園林內既是生活空間又是文化空間，詩性棲居的園林生活閑雅逸樂，具有濃厚的文化氣息和高雅格調。
山水游記書寫的是暢游自然山水的居外體驗，如曾鞏的《游山記》、錢謙益的《游黃山記》九篇等，表現涉險歷奇的自然之樂，相對單一，不同于園林多元生活的晏處之樂。
其三，游賞解悟不同。園林游記重在書寫對園林景、人、事的解悟，抒發園林幽情，寄托精神追求，表達園林興廢遷化之思。黃庭堅的友人時運不濟，仕進無門，退而卜筑南園，園中種竹，竹中作堂，名曰“青玉堂”。“歲寒木落而觀其色，風行雪落而聽其聲。”（黃庭堅《東郭居士南園記》）東郭居士觀竹色聽竹聲，以竹表達自己的精神追求。游園者解悟到的是竹子和園主高標孤傲的品性。蘭、竹、梅、菊、桂、松、柏等植物都是園林重要景素，無不體現著文人趣尚和精神氣質，是文化符號亦有象征意義。王思任《游寓園記》寫到園中“笛亭”乃削竹為亭，賞之而知“存中郎舊事”，言指蔡邕逸事，“昔吾嘗經會稽高遷亭，見屋椽竹東間第十六可以為笛，取用，果有異聲”（張騭《文士傳》）。“笛亭”不僅承載著悠遠的文化內涵，也傳遞出園主雅好竹笛清音的志趣。
北魏楊炫之對洛陽園林的興廢之嘆在宋代李格非那里得到了強烈的呼應，“園圃之廢興，洛陽盛衰之侯也”（《洛陽名園記》）。此后，王禹偁在皇祐元年（1049）與紫薇郎畢公游李氏園林寫下《李氏園亭記》，記述了李侯“不議物之貴賤，不計時之有無”，花費巨資建造園林，但園林幾經磨難未能善保的事跡，悲嘆“吾見乎為公侯廣第宅，連坊斷曲，日侵月占，死而不已。及乎墳土未干，則為子弟獄訟之具者，亦足悲也”。正如陳子龍游王世貞弇園所慨嘆的那樣“風流搖落無人繼，獨立蒼茫異代心”（《重游弇園》）。
山水游記重在表達游賞自然奇觀的解悟，如袁枚《游廬山記》、姚鼐《登泰山記》驚嘆廬山、泰山的奇險景觀；袁宏道的《滿井游記》寫早春出游“若脫籠之鵠”，感受置身自然的舒放之樂；方苞《游雁蕩記》見山之“巖深壁峭”而生“嚴靜恭敬”之心，解悟“成己成物”的“守身涉世”之道，闡發處事哲理。
園林游記伴隨著園林的興盛和游園活動而生成，與山水游記雙峰并峙，二水分流，是游記中的不同次文類。園林游記以園林為書寫對象，構筑起特定的文學空間，體現出園林文學的特性。
（作者：李小奇，系商洛學院人文學院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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